一行对恒星位置进行过十分认真的观测。他对二十八宿距星去极度测量 的误差约为 1.6°，这比旧测值的误差（约 3.5°）大为降低。

西汉的落下闳测定的二十八宿赤道距度（赤经差）的误差为 0.48°，一 行测定的误差为 0.56°，误差稍微大了一点，但由于落下宏的测定值已经过 去了 800 年，如果继续使用，误差比 0.56°会更大，所以，一行的测定值取 落下闳的测定值，还是具有较高精度的。

一行在对二十八宿距星去极度的新、旧测值进行比较时发现：从牛宿到井宿，除了女宿是古小今大，危宿是古今同度外，其余各宿都是古大今小；从鬼宿到斗宿，除鬼宿是古今同度外，其余都是古小今大。用现代的岁差理论推算，结果是，从牛宿到井宿是古大今小，从鬼宿到斗宿是古小今大。也就是说，一行的观测结果和由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基本上是可信的。

一行在对二十八宿距度的新、旧测值比较时，也发现了斗、虚等六宿是古今不同度的。

一行对文昌、北斗、天关等 20 多个星官的入宿度或去极度也进行了测 量，也发现了古今不同的现象。由这些发现，他得出了星宿位置古今变化的 重要结论，这个结论的意义和影响都很大，到宋元时期，更频繁地进行了恒 星位置的测量工作。

一行从事天文活动有几个明显的思想特征：

第一：他十分注重观测实践，特别是直接的、第一手的实践结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从新天文仪器的设计制造开始入手，仪器铸成了以后，他就充分利用仪器进行勤勉和精细的测量工作。他还十分珍视前人观测实践的间接成果，尽量详尽地收集和整理前人关于交食、晷影、五星、冬至太阳所在宿度等等的记录。他的一系列天文数据表格、数学方法的厘定，都是以这些古今观测结果为准绳的。

第二，他十分重视接受天象的检验，强调历法必须要“有验于今”而且要“有证于古”。他对于冬至时刻和回归年长度等的确定，是接受了从春秋以来冬至、夏至的日影测量结果“凡三十一事”的校验；与交食有关的各天 文数据和计算方法，则接受了从汉武帝元光年间（前 134 年—前 129 年）以 来“日食有加时者凡三十七事”，以及古史所记载的“月食九十九事”的检 验；对于五星运动，就利用了“史官所记岁星二十七事，荧惑二十八事，镇 星二十一事，太白二十二事，辰星二十四事”，加以校算；对于赤道岁差， 一行更是遍考帝尧以来的有关记载，详细地予以验算。他正是以接受天象的 检验作为立数、立法的根本，而且也作为判别立法优劣的依据。

第三，一行善于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他曾对先秦的天文遗产，以及“太初（历）至于麟德（历）二十三家之众义”进行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吸取其精华，为大衍历的编制奠定基本的模式。他还曾经对印度的天文历法知识给以足够的重视，从中获取新思想和新概念，大衍历中关于太阳、五星运动的某些创新，也许就曾经受到了这种启迪。

第四，勇于创新。一行并不满足于原有的结论，他善于发现疑点，提出问题，而且还敢于提出新的结论或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这些都是以对翔实的客观素材的深入研究作为前提的，譬如关于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新描述，赤道岁差的考定，九服晷漏和九服食差的新算法、对五星运动的很多新认识，新数学方法的探求，恒星位置的古今变化，子午线 1°的长度的概念和数值， 等等问题，都是这样去做的。一行对于印度的天文学，也是经过实践，谨慎 地加以鉴别和证实，最后赋予了它们新的形式和新的内涵，把它们纳入了中 国传统的天文历法体系当中去。这些都是一行天文学思想的主导方面。
一行作为一名佛教徒，他的天文学思想必然有其消极的一个方面。

西汉的董仲舒创造了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人如果做的坏事太多，天就会惩罚他。一行对于日、月、五星的运行是合乎常规的，是可以用历法加以预推的，但是他又认为人间政治的清明或者腐败，教化高尚或者堕落，都将会使日、月、五星的运动突然的加速或者减速，这就是所谓日、月、五星的失行之说，是历法不能推知的。这是一行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引入到天文历法领域造成的恶果。日、月、五星的失行之说为历法的失误提供了主观的、随心所欲的辩护，它阻碍了人们对日、月、五星的运动规律精益求精的探索，对一行的天文历法工作也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

一行还把所谓的大衍之数作为历法必须与它吻合的又一个根本原则。对于一系列天文数据必须由神秘的大衍之数的简单加减乘除来推演而定，这在实际上影响了由实测而来的天文数据的本来精度，动摇了大衍历的客观基础，给大衍历蒙上了一层神秘的、主观随意性的色彩。

总的说来，一行的大衍历用众多的创新极大地充实了传统历法体系的内容，对后世的历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一代名历载入史册。

一行本人更以他对天文仪器制造、天体观测、历算等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