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科研”的目的即在于通过科学的知识和手段，研究开发适应需求、引领潮流的新发明、新产品。不难想见，科研成果是需要大量投入的，包括设备、经费、人力物力，等等，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科技开发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可以说，在一项产品研发的过程中，科技人员将会付出相当多的心血和汗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而，在科研领域，却常常有“拣到篮子不是菜”的尴尬。通常的情形是，学校或科研机构的科研大楼建了、设备买了、费用投了，人员也到位了，成果也出来了，就是没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没有转化为一分一厘的效益。这里面原因固然很多，但“利”的因素是少不了的，比如单位和科研人员的分配比例问题。科研人员觉得，我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辛辛苦苦研究的东西，总不能白送人吧，“分成”少了也不行；单位认为，自己投入不菲，到头来收获无几，岂不是自找苦吃？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说话、想问题，于是，好不容易诞生的科研成果成了“牺牲品”，日久蒙尘，科研成果的价值也就得大打折扣。

　　邓小平同志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对于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巨大作用，不需笔者赘言。但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一些科学技术研究水平高、能力强的科技大省，在将科技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提高技术的“商业化水平”方面，却不尽如人意。这样一组数据耐人寻味：近年来，东部沿海每万名专业技术人员申请专利140件，获得授权83件；而中部省份只申请39件，获得授权22件，分别相当于东部的1/3和1/4。与此同时，平均每名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东部是中部地区的3倍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科技大省”，并不是“科技强省”，更不是“经济强省”，而一些科研能力相对较弱的东部省份，却因善于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转化为商业成果，反而成功实现了科技对经济的“助推”。这样的经验或是教训，对于拥有较多科研成果的一些“科技大省”来说，应该深长思之。

　　正因为如此，作为政府部门，就应当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去创业，把“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为能带来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那些掌管“百宝箱”的学校和科研机构，就应该着眼全局，放眼长远，把“闺中”的宝物拿出来，放到市场的海洋中，让市场去检验，让市场去说话。至于利益的分配，笔者认为，有“发言权”的校方及科研单位应当更为“大度”、更为“大方”一些，更多地考虑科研人员在研究开发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以及成果在转化过程中的融资、市场开发、产品推广等风险因素。这样，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科研成果才不至于“藏在深闺人未识”，才能让科研成果真正发挥出巨大的价值，造福于社会。（胡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