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丁文江与中国矿业
      1912年10月，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南通的张季直先生到北 京任农商部总长。张总长提倡棉铁政策。他的次长，武进的刘厚生先生，是 矿政司张轶欧早年南洋公学的国文教师，也是一位实业家。张轶欧极力向这 两位新领导陈言设立中国地质调查所对中国建设的重要作用，因此，尽管刘 次长在任仅3个月就因母逝南归和丁文江正在山西作矿产调查而未同他见过 面，还是欣然接受了张轶欧推举，委任丁文江做地质调查所所长。同时，他 还把地质调查所的开办经费和经常开支经费上报国会通过了，还想方设法为 地质调查所筹集到了5万元的现金作开办经费。刘厚生次长临走前还郑重提 请张季直总长对地质调查所多加重视，防止被人破坏。他毕生呕心沥血，为 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建起了决定作用。
      就是在几个月前，丁文江还抱怨他屡次要求旅行 （调查），都因部里没 有经费而不能成行。这时，他和梭尔格正在太行山进行调查，听到了这样的 好消息，自然是受到极大鼓舞。
      丁文江他们持续了一个冬天，顶风冒雪，不顾严寒，走遍了整个太行山 区域，查清了正太铁路附近的地层次序和煤铁的价值，绘制了北起孟县、南 到昔阳南境、东至太行山根、西到寿阳的煤系地层地质图。
      那么寒冷的冬天，丁文江和梭尔格完全可以不冒风雪之寒，躲在温暖舒 适的办公室里饮茶看报，高谈阔论。但是，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痛 苦。
      丁文江说：“我初次在北方过冬，去山西作调查，御寒的衣具由于想不 周到而没有齐备。早出时温度平均都在摄氏零度以下，最低到零下18摄氏 度。上浮山时遇上了大雪，上蒙山时遇上了大风。在蒙山顶上，12点的时候， 气温还在摄氏零度以下，真是艰难。但这是我第一次在为祖国做测量，情绪 很好，还是苦少乐多。”
      通过这次调查，丁文江指出了以前存在的三个问题：
      一是“太行山”这一命名应有地理学上新的定义。从河南的济源、沁阳 到河北的阜平，山脉是南北走向，这是真正的太行山。从阜平起，山脉转向 东北，绕到北平的北面，再向东连到山海关，这一段地质结构极为复杂，与 太行山本身不同，应该叫做燕山。他接着又指出：“太行山的‘八陉’，根 本没有道理。其中的军都陉 （即居庸关）、飞狐陉、蒲阳陉（即紫荆关）都 在燕山，而不在太行山。穿过太行山的路，没有一条比得上井陉重要的。”
      二是中国传统的地理学都是把山脉当做大水的分水岭，这是与事实不尽 相符的。如唐河、滹沱河、漳河，“都是从山西穿过太行山，流到河北”。 又如棉水、沾水，也都穿过太行山。丁文江说：“可见这些水道都与现在的 地形有点冲突。研究这种水道的成因，是地文学上极有趣味的事情。”
      三是他的调查报告是中国地质学者第一次详细地证实山西“平定、昔阳的铁矿不容易用新法开采。所以没有多大的价值。”
      这是他看到了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男爵在太平天国之后来中国游历， 回国后发表的三大册调查报告中说到“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富的地方：照现 时世界的销路来算，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之用”而写的。丁文江 说，“他是抱了极大的希望”，“以为这一定是亚洲的罗伦（法国最大的铁 矿）。”结果他到了阳泉，在正太铁路以北，天天同梭尔格钻那些土法开采 的铁矿洞子，没有看到有0.6米以上的矿床。矿床不但厚薄不均，而且并不 构成有规则的层次。这使他感到失望。到他调查了阳泉以南的地质之后，才 得知阳泉已是平定、昔阳铁矿最好的部分了。越是往南，铁矿越少，也越不 规则。这使他认为“平定一带的铁矿在新式矿冶业上不能占任何的地位。” 根据调查，他写了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比较”的报告。 在这里面，他详细记述了“把铁矿放在泥罐子里，堆在无烟煤中焖出来”的 土法冶炼。他说：“我们不能不五体投地的佩服我们的老祖宗的本领！…… 平定一带既缺乏木炭，又没有可以炼焦炭的烟煤。若不是发明了这种焖炉， 根本不能出铁。”但这种土法是很浪费铁矿的，而且炼成的铁品质很坏，所 以完全说不上与新工业比较和竞争。
      后来，农商部又请了瑞典地质学者安特生、丁格兰等人调查中国铁矿， 地质调查所的中国学者也参加了调查。到了1921年，地质调查所根据多年的 调查结果，编出了一部《中国铁矿志》，说全国铁矿砂总储量为97000万吨。 其中辽宁74000万吨，除辽宁外，关内总共只有23000万吨。就连辽宁在内， 按照美国每年开采10000万吨的比例，也只有9年就可采完。所以中国的铁 矿真是不算多。
      1913年12月底，丁文江刚从山西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又奉命去云南调 查云南东南部的矿产。这时，他的父亲丁吉庵先生去逝了。他回去办完了丧 事，于1914年2月3日从上海启程，取道香港，经越南乘滇越铁路于2月 13日再次来到昆明。这一次，他单身一人在西南作了1年的地质矿产调查， 到1915年初才回到北京。
      丁文江先生对自己的工作抓得很紧。黄汲清先生曾著文《丁在君先生在 地质学上的工作》说：“丁先生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是民国3年云南之行。 他从越南入云南，当即赴个旧看锡矿，随至昆明，复北行考查，经富民、禄 功、元谋，过金沙江，至四川会理。由会理折而东南行，再渡金沙江，入云 南东川府考查铜矿。复又由东川东行入贵州威宁县，又折而南，经云南之宣 威、曲靖、陆良而返昆明。”
       “综其云南、四川之行，除了研究东川、会理之铜矿、个旧之锡矿、宣 威一带之煤矿外，曾作有路线地质图，表示地层及地质构造。曾特别研究寒 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采集化石甚多，一部分已经 地质调查所研究出版。丁先生之工作，一方面改正了法国人DEPRAT的错误， 一方面建立滇东地层之基础，为后来调查之基。”
     丁文江把他这次长期的调查分为五个纲目记录在他的《漫游散记》中， 发表在《独立》20至84期。五个纲目是：一、云南个旧的锡矿；二、云南 的土著人种；三、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四、金沙江；五、东川铜矿。
      丁文江这次的任务是调查云南东部的矿产，个旧在云南的南端，不是他 这次的调查任务。但他认为，中国的锡产量在世界排第三位，而个旧的锡产 量占中国锡产量的95％。这样重要的地位，作为专家而不去调查了解，不但 是十分可惜，而且是不应该的。所以，他从越南入云南，顺路先去个旧看锡 矿。
      他在个旧调查了近两个月，写了4篇个旧游记，把个旧的地形和锡矿分 布，土法采矿冶金业的大成功及其成功的因素，土法采矿的缺点，都作了详 细的记载。
      丁文江对于矿工们的生活状况极为关切。对背矿工人的记载说：“背矿 的工人用一个麻布搭连口袋，两头装上各25斤矿砂，前后搭在肩上。右手拿 一根一尺多长的棍子做拐棒，……头上裹一块白布的包头。包头右边插一根 一尺长的铁条，上端挂着一盏油灯。包头左边插一根4寸多长的竹片或骨片。 背矿出洞，一步一喘，十步一仃。喘的声音几十步外都听得到。头上流下的 汗把眼睛闭着了，用竹片抹去，再向前挨着爬走。洞子里的温度当然比洞外 高。走到洞口，浑身上下都是汗，衣服挤得出水来。凉风一吹，轻的得伤风， 重的得肺炎肺痨。尤其是未成年的童丁容易死亡。工人的住处叫做火房，是 一间土墙的草蓬，几十个人睡在一处。我曾在银洞的火房里睡过一夜，终夜 只听见工人咳嗽的声音，此停彼起，……我一直到天明不能合眼。”
      丁文江这样描写，是为了引起社会的重视和抗议，谋求改善工人的生活 状况。
      丁文江是地质学家，但是他对国家的贡献远远超越了地质学的范畴。他 还在西南地区对少数民族的人种作了精确的调查和研究。
      前边说过，丁文江是在从山西调查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意外地奉命到云 南调查的。研究云南、四川的土著人种，尽管是3年前就有打算，但是这么 紧急的时间是无法做好充分准备的。所以他急急忙忙地做了矿产调查的准 备，就忘了做人种学调查的准备，只好在从个旧回到昆明时，用英国皇家学 会的“旅行者指南”中的图样，找兵工厂做了一幅量物体径的曲足规，加上 几件普通的测量仪器、皮尺等，这就构成了调查人种学的工具了。
      丁文江调查测量了栗苏、青苗、罗婺、罗倮四个民族，都记录在他的《漫 游散记》中，计划用于其“中国人体质之分类”的研究论文。
      后来，吴定良先生著有“丁在君先生对于人类学之贡献”一文说：“七 八年前，在君先生即开始搜集材料，共计65组，其中由在君先生亲自测量者 14组，约共1100余人，尤以蜀黔滇等边境诸土著民族测量材料为最可贵。 在君先生与许文生、葛内恩两教授共同测量者两组，其余则为他人测量而经 在君先生校审认为可作比较资料者。”
     吴定良先生又说：“人身测量学之价值，全视其测量之正确度而定。在 君先生平时就对此点特别注意。其所采用的材料，据许文生言，他曾费半年 时间检验各组测量数值。如某组或某项测量有可疑或欠准确者，必尽使除去。 其治学之精严如此。”
       “测量之结果又视分析方法而定。在君先生所采用的方法有三种，皆统 计学上认为最精确者。此实国内用数量方法研究科学之先导”。
      丁文江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不限于人种学，1923年他发表的《中 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就应用了统计学的方法。而最精确也最有成绩的 是，他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古生物学。
      统计学的方法，在现在早已普遍被采用，而在解放之前的落后的中国， 那还是极不多见的。丁文江用统计学来研究科学，无疑是统计学在我国推广 应用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