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一说，最早源于周朝厉王奔彘以后，朝政由周公、召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执政，冯桂芬用其词，意指多方联合执政，与西方的民主类似，其共同点在于否定了家天下和君主的至高无上，代之以议政会为最终权力机构，”虽然是曾国藩手下的幕僚，赵烈文对华夏的关注一直很重视，也看过名声很大的冯桂芬的新经学，对于华夏一再倡导的共和，了解得很详细。

    “按照华夏联盟的通告和如今四省总督府的设置，联盟也会设置一个首脑，好比如今四省的叶兴华，但是这个首脑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首先不是世袭，也不是终身，而是有任期的，任期结束，便要由议政会选举新的首脑；其次是首脑即便在任期内，重大决策依然需要通过议政的表决，不然是无效的，按照冯桂芬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制衡，共和就是要反对绝对的权力，因为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赵烈文道。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曾国藩眼中闪过一道亮光，儒家向来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教化治天下，不过像曾国藩这样的人物，自然知道现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大清的官场，不过是和光同尘而已，从未有过所谓的吏治清明。但是，知道是一回事，如何想却是另外一件事，至少曾国藩对传统的纲常伦理还是相当的重视：“共和虽有制衡。难免造成纷争。如何形成稳定有序的秩序？”

    “冯桂芬在《共和说》中，对此有很详细地描述，不外乎平衡两个字，冯桂芬认为有人处皆有党，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此话本来不错，历朝历代皆有党，前明党争尤其惨烈，而在共和地体制下。有党也有党争，但党争涉及的只是票选。”

    “《共和说》中曾以前明为例，晚明曾有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等，后又有阉党，东林党与齐楚浙党，阉党与东林党相互争斗，有党派而无是非。兴党狱，死人无数，冯桂芬认为党祸的根源并非结党，而在于决定两党命运的权力在皇帝手中，是个人意志，这样谁都不服谁，无不以极端的办法来对付对方，从而导致没有原则的倾轧。”

    “而在共和体制中，党争的评判标准并非某个人的意志，首先。各党代表的政策哪一个能得到通过，直接由议政会投票表决，票数多者通过，清晰明了；其次，议政会的成员可能都有党派和政策倾向，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议政会地议员，又是接受更大范围的选民投票产生，譬如湖南乡绅选举大人为议员，则大人可以代表自己的派别投票。”

    “那大家不都投自己的票？”刘蓉不以为然地说道。

    “可以，但议政会有不同的派别。如果别人不的话，那么这样的政策便无法通过，”赵烈文道。

    “这就好像朝堂议事，有时候各派意见不同，也会争执不下。传统地办法就是由皇帝来决定。”曾国藩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共和：“以前明为例，前明的皇帝做决策时。自然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或者是偏向某个派别，无论怎样选择，总会引起另外一个派别的不满，以为皇帝是偏袒那个派别。”

    “不错，若君王强势，自然好说，若君王暗弱，问题就来了，一方不服，自然会想办法打击另外一方，这就是党争，可怕的是，党争的胜负依然是某个人的意志，譬如天启信任魏忠贤，阉党自然取胜，崇祯登极以后，阉党又会倒霉，”赵烈文也拿明朝的事情来解说，其实他们都知道，无论放在哪个朝代，都是这样的，就好像清朝的汉臣和满臣之间地差别，只能是满臣有利，不过这种有利已经成为常态，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而共和制则不同，争执得再厉害，也只能通过投票来解决，议政会十三个省和京都的上百位议员，一人一票，者多，则通过，者少，则不通过，谁都无话可说。”

    “但是在投票以前，还是可以想办法打击那些反对者啊！”刘蓉还是觉得不以为然。

    “当然，冯桂芬就曾说过，每种制度都会有其缺陷，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弥补这种缺陷，但按照制度执行，总有规律可循，也就是说未来是清晰的，而以人的意志特别是某个人的意志来做决定，风险就很难控制。”

    “《共和说》中强调多数人的选择，比如大的决策由议政会投票作出选择，议政会议员又要经过地方议政会投票选出，地方议政会议员则要经过当地乡绅的选择，冯桂芬认为不排除某个集团可以控制或联合大部分的议政会议员，比如东林党曾经名动天下，那么至少这个团体作出地决定，应该是维护他的团体的利益，由于这个团体是不同地方选出来的，那么他就应该是代表了大多数地方的利益，那么这个决策便是通过了，也是可以地，至少符合大部分地利益。”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联合大部分的议员，那么就可以让制台大人做共和政府地首脑？”刘蓉难以置信地问道。

    “是的，《共和说》里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譬如议政会提出谷物的税收降低而小麦的税收提高，对南方有利而对北方不利，通常情况下代表北方的议员会反对，代表南方的议员会，如果是传统的办法，大明皇帝很可能考取进士更多的南方，显然南方人在官僚体系中的人多，也可能他更亲近的北方。”

    “但是在共和体制中，议员是不同地区选举出来的，南方北方可能不相上下，南方的议员如果多一点，可能的票数就会获得相对多数从而通过。”

    “这不就是人多欺负人少么？我看也不咋的！”曾国藩微笑不语，刘蓉却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赵烈文摇了摇头：“刘大人刚才说的话确实在理，是只从利益角度来说的，但议员都是读圣贤书的，表决的结果也都是公开的，即便是南方的议员，也不会全部都选择，因为做出这样很不合理的选择，只能说明他并不合格，那么下一次的选举中，他就有可能被选掉，失去议员的职位，这便是制衡！”

    “所以《共和书》认为，共和体制下投票的结果，必然是各地方利益和议员价值判断综合形成的结果，也就是说，投票结果可以反应多数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如果认为只是靠地狱或党派勾结便可以翻云覆雨的话，那就是说社会教化的作用是负的，甚至连这些大家选出来的精英都不会遵守，还能指望靠个人自觉来治理国家吗？”

    “《共和书》在这里也明确提出，共和体制下的投票，必然是参加者受到过一定的教育程度，可以明辩是非的百姓，而能够成为最高级议政会议员的，定然是得到大家承认，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精英，他们的明辩能力和道德水准应该得到承认，至少在公众场合下是值得信任的。”

    曾国藩点了点头：“也就是说，共和制不会避免所有的缺陷，但是和前明相比，前明得到皇帝的，就可以随意打击另外一派，哪怕他不过是个宦官。但是在共和体制下，必须和别的派别进行投票，而由于他们的投票权来自于更下一级的投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议员所投的票代表了他们的选择，所以像阉党这样的祸患就不会出现，齐楚浙党也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应对东林党。”

    “是的，如果相信教化是有效的，那么投票的办法就要比前明的专制更好一点，虽然这依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也会存在漏洞，”赵烈文最终评价道。

    曾国藩笑了笑：“如果我没猜错，共和制还有一些别的做法吧？”

    “是的，大人应该知道四省总督府设立内阁和院司寺的事情，根据《华夏时报》时报的分析，立法院也就是共和制下的议政会，不过四省现在还没有条件投票选出议政会，所以率先成立立法院以行使立法职能，与其类似的还有大理寺。未来的共和制政府，将形成立法院、大理寺和总督府并列的格局，立法院制定法律，所有人和部门都必须要遵守，包括总督府，所以说共和体制下，现在的立法院，未来的议政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制定法律，并对重大决策进行投票表决。”